缃绮弄春风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的生日

1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文化不高。据说他小时候，爷爷立誓要让他和伯父都有文化，但是他一上学就生病、一回家就痊愈，他就辍学了，所以伯父尚可扯几句打油诗，而他总共没上过几天学。

然而在我的孩提，却并没有感觉到父亲识字不多。他那时候总有一个神秘的小本，上面记着各种看不懂的人名和数字，甚至长篇大论的上级精神——那时候会议就是多。最让我感到骄傲的是，父亲在大队的会议上讲话时，立刻打破惯常的沉默寡言，条理清晰、能言擅辩，是不需事先准备发表即兴讲话的好手。

直到我上大学之后，父亲偶尔亲笔回信，我才真正意识到他的文化程度。他能够把事情讲清楚，但谈不上什么文采，常有错别字。

2

于公于私，父亲都很重视教育。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年代，父亲曾经管过大队的小学。小学的物质条件虽越来越好，但在某些气势和氛围上，父亲管理小学的那个阶段后来从未达到过。

父亲从来不打孩子。他性格温和，但并不失严厉。我们犯错时，他会让我们写检讨，并且要把检讨贴到家里的墙上。

我家有个传统，晚饭后会闲聊一阵，那可以是家庭会议，可以是"忆苦思甜"（这时母亲的话比较多），也可以是"痛说革命家史"。虽并无事先计划，却是铁定的传统，直到我们都长大成人。

3

父亲有一个著名的承诺。他宣布：我们能够考到哪里，他就一定供到哪里。

早年并不理解这个承诺有多么的沉重。我只知道，我家兄弟姐妹五个，日子始终过得很穷；我只知道，每次假期回家快要返校时，父亲便悄悄出门，为了我们的学费四处借钱。

不育儿不知父母恩。直到我有了儿子，才开始理解父亲承诺的伟大；直到我儿子上学，我才懂得父亲一介农民，培养五个儿女有多么不易。

4

父亲的承诺像一盏明灯。我们有幸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有幸在他的培育下健康成长：

• 我哥哥，在高考恢复之后，成为我们那里第一位依靠自己努力跳出农门的；
• 我本人，是我们那里第一个大学生，后来又成为第一个博士；
• 我妹妹，是我们那里第一个考出来的女生；
• 当我弟弟宣布退学时，父亲只说"只要你将来不后悔"，他吃了N多苦，如今也算趟出了另一条路；
• 只有我姐姐没有赶上好时代，始终没有摆脱农妇的命运。

5

父亲如今年事已高，幸而上帝保佑，他的身体还很硬朗。父亲怡然自得，每一天的日子都津津有味。虽然有些遗憾，却不失为一生的好时光。

我似乎是"光宗耀祖"的，却是最不孝的：我好像总是那么忙碌，总把"常回家看看"忘在脑后。今天，在父亲七十五岁的寿诞，我希望父亲宣布另一个承诺：他要活到一百岁。

（PS：向读友们致歉，20 多天没有更新，辜负你们的期望。我错了，我改。）

（这几天一直在东扯西拉（我一直奇怪 Keso 怎么总是说东拉西扯），索性扯个够。）

昨天我随手写了几句，说"这是没有原则的时代"。立刻有人留言说，卖脑的跟卖肉的没有本质区别。您不必惊讶，我其实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只要附加某种条件。

人总是依靠出卖某种东西来谋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出卖什么都不值得谴责；在这个意义上，卖脑跟卖肉没有区别。也正因为如此，您仍然不必惊讶，我是赞成色情服务合法化的。

没有什么人是不可以被收买的，只要收买的价码够高。当然，这个"价码"并不一定是金钱，名、利、色、权、位，总有某样武器能击倒你。

然而，如果你什么都卖，最后你会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连这个人都不再存在。当官的出售权力，不仅卖掉权力，同时失去的可能包括自由和性命。当鸡做鸭之人出售肉体，不仅卖掉美丽，健康和躯体可能都不再属于她们。

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也一定要保留一块净土，一块绝对不可出售的纯洁之地。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要守住最后的底线，那就是一些基本原则，一些绝对不可松懈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人才能拥有自我；只有这样，社会才能避免崩溃。

《读者》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讲吴偑孚、徐世昌等人，在晚年境况不佳的情况下，也决不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他们守住了他们仅有的最后原则，英雄虽末路，仍不失可敬可钦。

人穷志短，没饭吃的时候什么都拿去换钱，这无可厚非。但人们经常看到，恰恰是一些穷不可挡的人，人穷志不穷，活出自己的味道；偏是一些人上之人，穷得只剩钱，活得没有精神。

所以我感到可悲，在这个没有原则的时代，人人出售任何可卖之物。曾国藩对自己要求苛刻，稍有懈怠就骂自己禽兽不如。按照这样的标准，现在的人们，岂是一个禽兽不如了得！

今早起来，时间一大把（已经习惯早睡早起了），却没有多少可读的 Blog。于是跑到那群以思维为乐趣的家伙那里，东瞄西看。于是又一次读到许知远在那里说，现在是自我沉溺的社会。文章不长，请您允许、请他原谅我抄过来：

新浪的BLOG与超级女生，共同试验了中国社会推入一个自我沉溺的极限，他们都在尝试这个国家的人民到底可以变得多么没有意义。留意一下，你会发现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社会的精神水准的堕落速度飞速得已不再让我们发出惊叹。相对主义、自我欣赏、放弃对基本价值判断的坚持，成为众口一词的声音。

不管知识分子，还是其他阶层人，几乎全部放弃了改变社会的尝试。设计师与建筑师在我们时代的兴起，表明了工具理性的彻底胜利，价值理性的彻底丧失，没什么比《无极》更充分地表明了我们时代的特色–精美的画面、巨额的金钱、全身心的投入，最终进行的却是毫无意义的言说与展示。我们的时代是马尔库赛的单面人与乾嘉学派的倾向的集合体，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造就的共同的暴政。我们的反抗意识、独立精神甚至没开始孕育，就已经在物质与恐惧面前彻底缴械，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自以为自己无所不知。

许知远的观点，在他那里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这里转引过来，想必也不是人人同意的。我却是赞同的。我以为，某些家伙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为民众的堕落与庸俗辩护，本身就是一种沉溺。

有一天从北京的后海打车回家，一上车，司机就开始鄙夷那里的某种女孩，出语惊人："这年头，人都活得没有原则，什么都可以出卖。"

这几天都在谈论这是一个什么时代，我同意出租司机的看法，这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时代。

有些事，我懂得很早。

比如：童年在山上放牛，晴天端坐于巨石之上，雨天小凳蓑笠偷读于水帘之后，但我却知道，我不属于这大山，我注定要走出崇山峻岭。虽然，我并不清楚我究竟要去哪里，又要去做什么。

比如：1976 年在山头听见大队高音喇叭里放出哀乐，远房的堂哥告诉我毛主席死了，我不知道大队部设灵堂有什么意义，但我却对堂哥说，中国要从此不同了。虽然，我根本不晓得将会如何不同，这不同又意味着什么。

比如：1984 年，我深信中苏关系一定会解冻，便开始自学俄语，在图书馆深处找到纸张已经由黄而黑的五十年代教材，仔细体会那著名的颤音如何从舌尖滚出，并用俄语考研、远赴东北。虽然，俄语终究没有带来实际的用处，有用的只是前所未有的自信。

有些事，我懂得很迟。

比如：活到不惑的年纪，我仍然搞不清楚我究竟是谁、我究竟要到哪里去。"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有什么用，这个东张西望的奇怪动物，茫然无措地彳亍着脚步，不知道前进的方向。

比如：天遂人愿，我碰到一个好女孩；顺理成章，我与她喜结连理。可是我俩竟是浑沌初开的孩童，过日子就像过家家。在家庭责任就像天边的云彩一样不可捉摸的时候，儿子却固执地降临人间。

比如：我作过很多梦，读过一些书，没做过多少事。如梭的日月不肯改变我，我还是那样不谙世事，表面看去安安静静，骨子里却是不折不扣的折腾爱好者。我擅长什么，事业意味着什么？我还在路上。

张爱玲的一句"出名要趁早"，害苦了多少人。没有多少人有她那样的背景和资源，更不可能有她的天份。德鲁克发现人应该强化各自的拿手长项，他在 14 岁即顿悟自己是"不属于那一群人"的旁观者。2005 年，我终于认识到，认识自我要趁早。

2005 年的最后一天，我买了一袋开心果，独自把它蚕食得一干二净。我说，我要由内而外地开心。

2006 年的第一天，太阳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很温暖，满地金黄。我说，我要收获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