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火了，嘴唇起泡。
昨夜独自一人，自斟自饮，喝红酒至凌晨三时许，都不知道是在喝酒还是在睡觉还是在看电视剧。
未来如此无着无落，致使少梦高质量睡眠如我，却于酣睡中一再梦见好友。事实上我和她刚刚见面，于周六话别机场。但愁前路无知己。
我知道我必须改变，那已经成为我之基本基础。然而四顾茫然。改变之风险，岂是我可以预测和预防的？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悲剧。
悲剧就来自于心与命的差距，来自于够不到未来的空虚。
能够改变自己的人是强者。我不是强者，无法改变自己，我唯愿还原自己。但那比纸薄的命运，是无法违抗的障碍。
因此注定是悲剧。
这雪，竟自连着下了三场了。早而且大。星星点点的阳光，竟成了雪与雪之间的点缀。这便是2009年的冬天吗？
2009本身就是一个鬼魅的年份。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么多似是而非的经历。
昨天，我从战场中归来，穿过不停延误的飞行。前晚，是情绪的雪；昨晚，是情绪的雪加霜。我不知道今天等着我的是什么，明天又是什么。在这鬼魅的2009，我已经没有什么期待，唯一的期待是让它快点过去吧，不要老是煎熬我。
来自某本并不值得推荐的书。但是在网上，这一段有点价值的内容却都被省略掉了。
据称是哈佛商业评论对六种坏毛病作了概括。
转述自《令人起敬的屡败屡战》，有修改。
一说起刘备，人们总是想到他成就了蜀汉的霸业，想到他三顾茅庐的惜才之举，想到桃园结义的袍泽之情。但事实上，刘备起自微未，贩卖草鞋出身，前期缺兵少将，与关羽张飞东奔西投，无容身之地。《三国志》中多次写到“先主败绩”，但也评价他“折而不挠”，特别是长坂坡一战，老婆丢了，孩子差点没了，一般人可能都不想活了。但此公习惯吃败仗，他没有灰心丧气，派出诸葛亮赴东吴联吴抗曹，赤壁一战终于令他咸鱼翻身，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根基。可以这么说，48岁之前（赤壁之战之前），此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他屡败屡战的英雄气概令他的对手都很敬佩，连视天下如无物的一代枭雄曹操都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曾经多次受挫，咸丰四年（1854年）5月兵败靖港时更是投水自裁。咸丰五年，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上百艘，曾国藩座船被俘，“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他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差，立显人生境界，其中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英雄气概，有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铁肩道义，有一种誓清寰宇措民衽席的悲闵情怀。正因为他有这种屡败屡战的大无畏精神，最终领导湘军平定了洪杨之乱，成为万民景仰的“曾侯”，成为“中兴三名臣”之首。
一生屡败屡战、以为民谋求自由幸福为已任的当数“国父”孙中山。孙中山1895年2月创立“兴中会”，10月8日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流亡海外。1900年9月在广东发动惠州三洲田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1907年5月第三次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第四次是1907年6月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历十余日而败。1907年7月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同年7月，孙中山主持镇南关起义，再遭失败。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革命起义事件共有29次之多，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一举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刘备大败于许昌，带着残兵败将逃到水边，刘备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呼？”众皆掩面而哭。那是建安5年，公元200年。刘备40岁。自刘备带领关羽张飞起兵打黄巾军，已经12年征战在江湖。
这12年，刘备怎么过的？28岁起兵，破黄巾有功，授安喜县尉，后来投奔公孙瓒（在那里认识赵云）混了个别部司马，遇到陶谦让徐州，代徐州牧，吕布来攻，败附于曹操。在曹操拉响了著名的官渡之战的中间，认为时机成熟，起兵联合袁绍攻曹操后翼。被曹操反手打得大败。这才有了上文一幕。
这之后呢？之后7年，刘备先依附于袁绍，又去投靠刘表。继续身无立锥之处。在“定三分隆中决策”前，刘备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有个“匡扶汉室”的愿景，自身能力极强，每有机会总能把握打一两场胜仗，而无战略，所以随战随走。
一支在乱世中存活着的团队，既无战略方向，也无根据地的情况持续了20年。当然20年的蹉跎也不改其志。这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更令人敬佩。
而一旦隆中决策确定，到拿下益州天下三分，是7年。
时光就这样流逝。而英雄纷争之际，没有战略能力，纵使勇力过人、资源无两，也只能在茫然被动的一仗又一仗里，被有清晰战略部署的人，步步为营，倚天屠龙。
原载于《中国计算机用户》2009.10.23 作者：史民汉，转载自http://www.5gme.com/space-66205-do-blog-id-83567.html
开展业务运营创新与转型、实施整合的风险管理、加强前瞻性与应变能力以及部署动态的IT基础架构，是国内银行走向“智慧”的四大关键。
根据最新的市场调查，全球市值最大的三家银行已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可是从长远看，中国的银行真的是全球最好的商业银行吗?应该说，在市值表面下，银行的内部治理还需要做出更多改善，从IBM“智慧的银行”角度看，国内银行需要以新的思维审视自身需求，利用创新的科技塑造新的业务模式，如此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
具体来说，开展业务运营创新与转型、实施整合的风险管理、加强前瞻性与应变能力以及部署动态的IT基础架构，是国内银行走向“智慧”的四大关键。
通过业务流程整合、前台业务创新、和多渠道整合等方式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银行业务和优化且高效的流程。这其中有两个重点：
首先是银行核心转型。推动银行核心系统现代化不仅能提升新产品及服务的上市速度，更能以客户为中心，提供全方位的客户信息以支持更好的销售和服务，并同时支持银行业务国际化的进程。
其次是多渠道的转型创新。通过减少前台柜员非交互性的工作环节，并将其转移至区域或总部的集中业务处理中心。同时，银行还可通过整合柜员桌面应用，改善生产效率并提供自动的销售与风险管理提示，以及使用相关的分析方法和预测理论以确定客户的行为和反应。针对现在手机和网络银行等新渠道的兴起，银行还可将网页与服务中心、网点及移动设备整合，使客户在不同渠道间的不同服务实现无缝连接。
据了解，目前国内银行所面对的风险主要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治理和法规遵从、金融犯罪和IT基础架构风险等几大类。对此，银行可通过包括完善的科学评估制度、研发风险管理诊断工具、实时监控模式以及预测系统故障等方式在内的定量风险技术手段实现整合的风险管理。
不过，实现整合的风险管理并非易事，其构建的过程集中在七个关键问题上：
一，公司治理：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效风险管理结构；
二，策略统一：对所有的业务线进行统一商业策略管理；
三，组合管理：采用积极的资产组合管理方法；
四，风险转移：识别并提前转移无效率的集中风险；
五，风险分析：设计和强化先进的风险分析工具，并持续验证分析工具的有效性；
六，数据和技术：所有数据和系统结构实现一体化和流线型；
七，利益相关者管理：与利益相关者及时交流和更新风险信息，努力提高透明度。
通过不断发展的分析技术，银行在未来不但将具备从广泛的来源获取、量度、建模、处理、分析大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能力，还可在统一集成的、互联的流程、服务、系统间共享数据，并将经过智能分析与加工的数据用于业务决策支持以及回应需求。
此外，银行还将具备基于数据分析，及时向客户提供服务与反馈的能力，支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与客户体验的实现。
部署动态基础架构，需要从提高服务效率、降低管理风险以及降低成本方面综合考量，目的在于满足来自于不同部门、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各种需求。
从技术层面而言，有七个重点是其中的关键：服务管理方面，需要提供所有业务和IT资产的洞察力、控制和自动化，以提供更高价值的服务；资产管理方面，需要利用为行业定制的资产管理解决方案，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关键业务和IT资产的最大价值；虚拟化方面则要利用虚拟化和整合解决方案降低成本，提高资产利用率，并加快新服务的提供；高效节能方面，需要应对业务和IT基础架构中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挑战及机遇；业务弹性方面要保证持续的业务和IT运作，同时快速适应并应对风险与机遇；在安全方面需要为行业而定制端到端的监管、风险管理和合规解决方案；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要求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信息法规遵从、可用性、保留和安全目标。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从经济人的纯粹经济学角度来考虑，是不是该上大学、读研或者跳槽，决策的基础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结果。以下以上大学为例，读研、跳槽完全类似。
上大学的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而货币成本又分为直接货币成本和间接货币成本两类。
直接成本表现为上大学所必须支付的学费、杂费、书本费以及其他一些学习用品等。住房、伙食等费用不包括在直接成本之内，因为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去找工作，住房和吃饭都是必要的。
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指因上大学而不得不放弃的收入，在数量上等于此人高中毕业后不上大学而是去找工作所可能赚到的收入。
非货币成本，或心理成本，指在上大学期间因为考试压力等各种原因所造成的精神成本或心理成本。这一成本衡量较难，为简化分析，可以忽略。
上大学的收益也表现在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两方面。
货币收益是完成大学教育之后，终身工作所获得的总收入将会比未读大学要多，在数量上等于大学毕业与当初素质相当但没有上大学者之间在终身收入上的差别。
非货币收益包括社会地位或声誉的提高，对各种娱乐活动欣赏能力的提高等。这种心理收益在经济上衡量较难，为简化分析，亦予以忽悠。
对于一个经济人来说，上大学好还是不上大学好，完全取决于上大学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若上大学的总收益足以弥补上大学的总成本，则此人应该选择上大学，否则选择不上大学才是理性的。如下图所示，曲线H表示高中毕业不上大学直接去找工作的终生收入曲线，曲线C表示高中毕业后先上大学然后再谋生的成本-收益曲线。水平轴正文的区域表示上大学期间的直接成本（或“负收益”），水平轴上、H曲线左下的区域代表上大学期间放弃的收入，即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H与C之间的部分区域表示大学毕业后的总收益，即使上大学之后再就业所能赚得的终身收入比不上大学直接工作所能赚得的终身收入之差。要做出理性的选择，就必须对成本和收益现值进行比较，如果收益现值大于成本，则上大学是值得的，否则就是不值得的。
当然，图形好画，实际的成本与收益数值很难计算，尤其收益现值更难计算。读研、跳槽也是如此。作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作为社会人来说实在是不容易的。
转自http://ssnly100.blog.163.com/blog/static/115633920099312216540/
看了原贴的评论，深为悲哀。几千来的愚民教育，使我们那样的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也就罢了，为什么还使我们那样缺乏作人的基本品格？
今日（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享年98岁。在官方讣告中，钱学森是一个伟大的爱国科学家，是“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在民间悼念中，无数人含泪追思，并说出掏心窝子的话：“祝钱老走好”、“钱老永远是新中国不朽的旗帜与丰碑“、”强烈要求国葬！“……
在中国传统中，有“为尊者讳”、“死者为大”的说法，但我并不认同。越是尊贵者，越应该被放在聚光灯下，接受手术刀式的解剖。而一个作为公众人物的死者，在接受赞美的时候，也必须接受批评。
1、钱学森的学术贡献
笔者学生时代时，就对大科学家钱学森无限的崇敬。也听人讲过有关这位大科学家的传奇经历，在美国留学、工作、和受迫害的那段已经妇孺皆知，是用朝鲜战争的战俘交换回来的，不再赘述。关于苏联那段，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的：５０年代的苏联老大哥，在导弹和原子弹制造方面卡中国人的脖子，并故意刁难，达成了协议，只准一个人来参观，还不准记笔记。用钱学森自己的话说：开始我们想争取原苏联的援助，但他们后来不给了（钱学森：关于两弹一星和伟人的一些回忆）。于是周总理就派搞导弹出身的钱学森到苏联去偷学技术，为了让苏联老大哥看得起，临时还给钱学森授了中将的军衔。结果这位大科学家过目不忘，参观一遍，就把老大哥的导弹技术给复制了过来，为国争了光。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传说，可能与事实，相差甚远。
钱学森在我国导弹和火箭研究领域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新华网两弹一星元勋的介绍中说：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１９５６年钱学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该院院长。此后钱学森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有人认为，钱学森的这种贡献，被新闻媒体本身无限度夸大了。例如大多数舆论说，中国把钱学森的“控制论”用到了导弹技术方面。钱学森还曾经向中央建议，在航空和航天技术之间，应优先发展导弹技术。该建议被周总理所采纳。第三是说，钱学森在中国发展导弹过程中普及了导弹技术知识，因为中国当时没有懂导弹的。一些舆论也极度夸张地说钱学森是“核弹之父”、“两弹之父”、“航天之父”、“火箭之父”等。据说对于这些称号，钱学森都一一地笑纳了，没有做任何的解释（李德成：关于“钱学森现象”的讨论）。
其实，在有心人仔细地研究了中国火箭与导弹的发展史以后，发现钱学森不是任何一型导弹或火箭的设计师，也没有迹象显示钱学森曾经参与过导弹或火箭的设计过程，同时也没有在中国的导弹与火箭发展过程中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因为资料显示，迄今为止，中国全部的国产火箭、导弹都是有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的。遗憾的是，没有一型导弹或火箭，有钱学森的名讳。
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型导弹完全是仿制的，苏联给了图纸、技术、实弹和模型，而不是应用的美国的技术。我们的火箭和导弹技术的最初起步就是从这里开始。而钱学森在美国研究火箭的真实历史，就是1948年在美国空军从事过探空火箭研究。钱学森并不是主导的研究人员。探空火箭的水平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一种资料说明他本人在美国接触过导弹技术。也没有资料显示钱学森一开始就是爱国的。相反，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正式地申请加入了美国的国籍（蚕丝：评钱学森，资料来自张纯如：THREAD OF THE SILKWORM）。
有人指出，邓稼先之所以被誉为核弹之父，与钱学森有极大的不同，因为邓稼先是中国氢弹的总设计师。中国的第一枚氢弹是邓稼先主导设计的，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因此，给人的感觉是，和李四光在发现大庆油田中的作用相似，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钱学森最多起到了建议和管理的作用。不过按照当时的惯例和规律，不是共产党员的钱学森能起到多大的管理作用，至今还仍然是个谜。对于钱参与美国航天和导弹研究的历史和学术上的地位，以及后来钱学森为什么不再赴美国学术交流，和接受传说中的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院的双院士，也有人提出过质疑。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钱学森是世界一流的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也对领导中国的两弹一星的研制和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我特别欣赏的是钱学森对一些事物的创造性思维和前瞻性假设，是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之一。在笔者接触过的和钱学森同辈的大学问家中，都不难看到类似的特质。可是若从严格的科学的角度来审视钱学森对自己专业以外学科发展的论述、对一些现实世界中重大事件的表态、和他公开发表过的一些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这同他在年轻时受到的严格的科学训练，也应该是不相符的。
2、钱学森的不务正业
以前看过一个笑话，是讲前苏联的赫鲁晓夫的。他对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发脾气，说我原来不懂艺术，是因为我没有当总书记，现在我当了苏共总书记，我就是艺术家，就懂艺术了。意思就是，权力和荣耀催人奋进，权力和荣誉也使人自我膨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诗人，解放后他就不仅仅是懂打仗，也不仅能填诗作词，而且连炼钢炼铁和施肥浇水这些下里巴人的勾当，他也都是行家里手了，大笔一挥，就是一部《农业八字宪法》。
笔者和一位搞专业的前辈有过交谈，这位前辈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是有些人讲自己的专业讲不出来，但讲别的专业，就特别来劲。例如也是两弹一星功勋之一的中科院前院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搞的是原子弹的数据计算和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行轨道控制，也是目前拥有外籍院士头衔最多的中国人，９０年代周院长代表中科院到美国访问时，在大学里做报告和学术交流，讲的就不是理论物理，而是大讲特讲中国的国情。我想前中科院院长的这个毛病，可能就来自于他的同行和业师钱学森先生。
我从前一直以为钱学森先生只是导弹方面的权威，等到有一天突然看到钱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为“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 的谈中小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章，才认识到钱先生原来也是一位教育家，因而对钱先生更是刮目相看。在１９９０年的这篇文章中，钱学森先生侃侃而谈：“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以后，假如我们要在世界有竞争能力的话，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是硕士文化水平”。他说：“现在我们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完全可以提高教育的效率。4岁就上学，我看经过14年到18岁，就可以达到硕士水平”。呵呵，幼儿们哪里都会如钱老人家说的那样聪明，18岁就都硕士水平，个例可能是有的，但作为教育的制度普及，实在也是拔苗助长，恨铁不成钢了。这不是瞎说，又是什么？
到１９９４年，看到钱学森先生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论地理科学》，书上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谈得可都是“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和“地理科学的发展战略和研究方向”。看了几篇地学方面的文章，就俨然地成为了地学大师，为地理科学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八字宪法”。接着，在《大自然探索》、《地理学报》、和《地理知识》上还有许多一流的地理学院士和专家们跟进，为钱学森的理论和指示做注释。如全国地理学理事长任美锷院士就说钱学森是“从世界科学的高度”，建立了“大的地理科学系统”。前几年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建立地理科学学院时，钱学森还亲笔题写了院名，现在就挂在该院大楼的门口等等。可见这题字和赠诗之风，也不自年轻有为的搞基因的陈竺院士起。
看到最近的纪念钱学森90周年诞辰，由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庆祝。不是纪念钱学森在发展两弹一星和“神五”载人飞天上的贡献，而是庆祝钱学森在地理科学、在教育学、在沙产业理论、在“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在“人体科学”、和“天地生”科学方面的“划时代贡献”！
不好好的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认真地总结和反思一下如何去登火星登月球和破解人家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和全球定位系统，瞎谈什么八竿子也够不着边儿的沙产业、草产业、地理科学、人体科学、和大成智慧等等前所未闻的其他专业的新名词。可真是有点儿不务正业和自欺欺人了。
可悲的是，有钱老先生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也就是了，后面还竟然就有那么多的博导和院士级别的崇拜者。以至于一夕之间，中华大地上竟出现了很多的沙产业研究会，草产业研究会，人体科学研究会。就连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也跟了钱老瞎起哄，改成了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诺贝尔的什么奖，要不想出丑闻，还是要慎重一些，晚一点给咱中国人的好。
3、钱学森和亩产万斤
钱学森的胡说八道，最搞笑的事情是在大跃进期间，论证一亩地产万斤粮。这不但是尽人皆知，而且钱老在年轻时有意无意间犯的这个错误，还时不时的被他的论敌如经济学家于光远辈，引用了来诋毁钱学森（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
据说大跃进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
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对大跃进不积极，有不少农业方面的专家，包括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都撰文反对。例如植物所罗所长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但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３０％，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２０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３０％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０．５％，５０年代，撑死了也不超过０．３％，而钱学森把０．３％一下子就提高到了30%！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５.８５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南冠客：为什么中国大陆和诺贝尔奖无缘？），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但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先后都不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在李锐的《反思大跃进》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同样的记载还有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高层领导人，也是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１９５８）。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中国青年报：理性照耀中国）。
这场唯心主义闹剧，以上千万农民的饿毙而告终。虽然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毛泽东等人要为领导“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上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并在当时积极地“科学”论证了亩产上万斤的科学家，也难辞其咎。
4、钱学森和人体特异功能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另一个搞笑事件，是在８０年代对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论证和无条件大力支持。按说，７０多年的人生阅历，加上“大跃进”后３０几年的荏苒光阴，应该说历史老人给了钱学森足够的经验和时间来进行反思。可是他老人家，在自己不懂的专业上，还是瞎说如故。
１９７９年的四川，出现了一个叫唐雨的小学生，有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这个新闻轰动了全国。不久，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一大批能用手用嘴用身上的任何部位认字的小孩。这些义和团和洪秀全杨秀清式的闹剧，１００年前骗得了政治家西太后和太平天国的芸芸众生，２０年前又骗得了大科学家钱学森。在钱学森的提议下，不但把一个气功师调到国防科工委做研究，竟还天真地希望通过全民练功，全国出他一千万个气功大师，把特异功能用到国防上，中华民族，从此就可以独霸天下了。
１９８０年６月４日，钱学森访问了《自然杂志》。他从开发人的潜能的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个概念。指示在北京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学会，并且还当了主席，写了《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论人体科学》和《创建人体科学》等专著（曾昭贵：中国科学和伪科学斗争大事记１９７９－１９９９）。在没有任何试验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大科学家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断言：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钱学森：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
在随后召开的人体科学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钱学森作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他指出：“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２１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２０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以至于后来升华到“现在进行的不只是一场科学革命，还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在给**的信中，钱学森把胡耀邦、李昌、于光远等人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和研究，上纲上线到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并说这一次，“我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 （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任克：胡耀邦反对宣传人体特异功能）。同时，正是由于有了钱学森“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这一“官定”理由，使得众多的“神功 ”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使无数人丧失了对“神功”进行科学判断的理论依据。从此以后，迷信公然打起科学的幌子，在本来就缺乏科学知识的群众中间开辟根据地。
不久，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以清华大学为首的一群科学家针对这些小孩的特异功能和严新等人的气功，发表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论文，这些论文都发表在中国的一级学术刊物《自然杂志》上。他们用最先进的磁场理论，共振原理等等证实这些能用耳朵认字的孩子跟普通小孩的磁场不一样，证实了他们有能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在对严新等人所作的《气功外气2000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研究》等六篇稿件的《稿件审查意见书》上，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涂建华：徘徊的幽灵）。
好一个世界首创！钱学森大力提倡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结果，造成了全民练功，也误导了许多人。先后出现了象张宝胜、张宏堡、张香玉、张维祥、柯云路、严新、胡万林、**等形形色色的各类气功大师，和那最终政治化和宗教化了的反对XX功的运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核弹之父邓稼先，在生命垂危的１９８７年，也任由钱学森和国防科工委请到的一个气功大师给发功治病。一个月后，邓稼先就不治而逝，撒手人圜（涂建华：徘徊的幽灵）。笔者以前的一个同事，是搞计算机的，练功时走火入魔，成了神经病，只好去管机关的食堂，平时走道，也总是歪了个脖子。民间练功的，被骗得人财两空的，大概也不在少数。余毒所及，直达海峡对岸（李国伟：大学教授搞特异功能，是科学顽童，还是科学展乩童？李嗣涔：特异功能真和假）。
这一切，都与首倡并极力推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大嘴巴科学家钱学森，应该有很大的关系。这事可以由王小波来解释：“有科学的技能，未必有科学的素质；有科学的素质，未必有科学的品格” （ＧＯＧＯ：中国人离科学还有多远？）。
我看钱老所缺少的，未必就是科学的素质。那么到底缺少什么呢，大概就是王小波所谓：科学的品格。
其实我本人欣赏钱学森的性格，若是同龄人，会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的朋友。他聪明绝顶、知识渊博、思辩敏捷、反应迅速、好为人师、敢想敢说、喜欢出风头、有魄力、口才也不错。我的一个导师，和钱老就有相通之处。可钱老的妙处，在于能把学术宗教化和政治化：科学家以“党性”来做保证，搞信则灵，可以说是中外科学史上的奇观。
至于为什么钱学森能够长期胡说八道，也敢于胡说八道，我想除了钱学森个人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是与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有关系：就是在学术上没有做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只有政治上正确的权威，才有说话的权力，听不到或听不进反对的声音，也没有思辩和争论的对手，和不经严格的科学论证，权威的话就直接的转化为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也就酿成了悲剧。
钱学森提出荒谬的理论，也闹天大的笑话，显然也是正常的，因为他的主要建树应该在导弹或火箭领域，对于农业、医学、和地学，他是盲目的、无知的，甚至是一知半解的。一旦他老人家涉入这些领域，当然就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做学问做到了钱学森的地步，荣誉、鲜花不断，头脑和自我就开始膨胀。一门通，也便以为是门门都通，权威经政治加速器转化为权力，权力再经政治加速器转化为权威。加上一群善于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专门帮闲的超人科学家和政治家，竟然能煞有介事地用现代仪器检测出功场，和睁了眼说瞎话“到现场一看，一问，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就把一个好端端的世界第一流的导弹专家，给捧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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